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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的崖口：一个集体经济村庄面临的解体危机
崖口村位于珠江三角洲，与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毗邻。村庄背山靠海，风景秀丽，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曾被评为“广东最美丽乡村”。然而，崖口村吸引众人的，不在于它的田园风光，而是三十多年来对集体化制度的坚持。今天在崖口，参加生产的村民依然会把自己称为“社员”，把村委叫做 “大队”。作为一个按照公社制度运行的经济组织，崖口具有鲜明的特点：它具有开放性，村民可以自由择业，可以离开村庄去外地打工经商，不如意时可以回到村里参加生产。它的组织规模几十年来不断变化。比如在八十年代初期，它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村庄，但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出去打工的村民不断增多，组织的规模慢慢缩小，今天参加集体生产的人只占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大队的很多福利是面向所有村民的。比如给长者和未成年人提供免费口粮，村里无人或者家人无力照顾的老人，可以住进老人院，而一切费用由大队承担。 崖口村土地面积大约6万亩，可耕种土地达4万亩，包括3000亩基本农田，其余大部分为围垦出来的滩涂。崖口村有据可查的围垦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自解放前村庄就以地多而闻名。不过，这项巨大工程的飞跃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崖口村委开始与外来公司合作，一改之前的锨铲手推肩挑背扛，采用钩机铲车机械化作业，短短20几年的时间，围垦出了近4万亩的土地。于是，当周围的村庄招商引资，在土地上“种植”越来越多的厂房时，崖口村却以集体的力量将村庄的土地面积扩大了六倍。 如今，这片广阔的围田构成了崖口村“一村两制”的主要经济基础。崖口村主要的生产活动是水稻种植。每年两造生产的粮食，大队以远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留足口粮以后，再将其余以市场价售出，这种高价买进低价售出的补贴方式，对深陷农业低效、低附加值结构性困境之中的生产者来说，无疑十分宝贵。而使这一补贴成为可能的，则是村庄多年来围垦的土地。由于海水养殖利润高，吸引了许多养殖者前来承租崖口的海滩。巨额的地租收益正好可以将农业劳动者收入维持在一个体面的水平。以2010年数据为例，当年农业生产的纯收入为251万，海滩发包的总收入为1500万，而用于农业劳动者分配的总收入却达600万元，人均年收入约15000元，与当年中山市农民年平均收入基本持平。显然，在获取以及利用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方面，崖口村在坚定不移地走集体道路的同时，它并没有拒绝市场经济，而是积极地以集体主义的方式进入市场参与竞争。
尽管村庄两制并行，中心依然是集体经济，其核心价值追求的是社会平等。老书记满叔是崖口制度的设计者，他坚持“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这种“只帮穷人，不帮富人”的信念在实践中体现为“保护弱者，按劳分配”。在崖口，选择种植水稻、维持农业就业成为保护弱者的手段。分配收入时也向劳动者/弱势者倾斜，只有参加农业劳动者才享受补贴，这种将分配与劳动相结合背后的理念则来自于村庄领导人朴素的劳动观。 然而，就在这片以集体经济为中心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卖地”风波。 “卖地”的诱惑 2002年，崖口围垦工程全部完成。那时整个珠三角经过20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可供开发的土地相当有限。2007年3月出版的《2006～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珠三角大部分城市正面临无地可用的局面，不少城市已基本没有土地可供大规模开发。珠三角经济发展进入高成本时代。崖口村所属的中山市政府一直苦于城区对经济有限的带动能力，正计划培育能够带动全局发展的新增长极，他们将目光投向孙中山故里和东部沿海区域资源。而此时崖口却拥有几万亩土地，不难想象各类寻租势力如何虎视眈眈盯着这块令人垂涎欲滴的肥肉。老书记满叔说，在他卸任的前几年间，不得不投入极大精力应付前来寻租者。 2008年，在未征得崖口同意的情况下，中山市政府做出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部署，按照计划将在崖口9000多亩的海滩上开发度假村和房地产项目。而满叔依照崖口土地只租不卖的惯例，通过与市国土局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的多次谈判，村里决定以“租”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为此村民每年都能获得相当于土地产出的收益，以70年为一个周期。并且为了保险起见，拟签署的协议还规定将以每年一号大米价格作为补偿的依据。满叔的思路依然是要守护村庄的财产，为子孙后代留一份保障。没想到这样的安排并不被村民认可，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场风波。 2008卖地风波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早在7年前，一些村民就以“村干部腐败”的名义反对集体经济制度。当时的老书记满叔意识到，表面上看，这些是冲着村干部腐败问题而来，实质是为了分享和占有崖口村通过集体劳动创下的财富，反对用村集体的土地出租收入补贴集农业生产。为了减缓村里反对力量给村集体的压力，崖口村分别在2002年、2006年进行了两次土地股份制改革，将一部分土地分给村民。当然，股份制改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给各种外来寻租势力设置重重关卡：通过实行土地股份制改造，将每个村民变成合法的股民，理论上意味着任何土地的征收都必须经过全体股民的同意，这必定会增加政府谈判时的难度，从而抵制政府征地的行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股份制也给崖口带来负面影响。首先，它直接挑战了 “按劳分配”的理念。村庄多年来坚持分配与劳动相结合，但按股分红的地租经济却让“不劳而获”成为现实。其次，股份制也对崖口的集体经济构成威胁。随着土地收益的不断增加（2008年，崖口村转让土地的价格是每亩5万元；而在2011年，每亩的竞投起始价就高达54.4万元/亩），反对用地租补贴农业生产者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正是股份制为这些个体权利的伸张与表达提供了便利与合法性。 风波过后，满叔“退休”了，尽管新一届领导班子宣称他们会继续走集体主义的道路，但缺乏如此高度清廉、智慧的带头人，崖口村集体制度的未来充满了变数。“卖地”风波结果显示，满叔多年来所秉持的济困扶弱的价值理念和按劳分配的制度安排似乎没有获得多数村人的理解与支持。同时，由于村庄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体现在农业生产者与非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消费货币化与农业生产的低效，以及思想的多元，村庄的凝聚力越发薄弱。崖口村民在“卖地”事件中的表现与最后的抉择表明，这个集体已经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上下团结一致创造奇迹的集体了。崖口的集体经济制度面临着的解体危机。
消费的重压 崖口经济之所以面临解体的危险，除了政府和地产资本征地的影响之外，根本还是在于崖口村民在生产生活资料市场化和货币化浪潮冲击下对集体经济的失望。 种田没用，连小孩上学老人看病的钱都无法支付，这是很多崖口人对村里坚持集体农业抱怨最多的地方。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农村消费方式已经由传统自给性消费逐步转向了货币性消费，而崖口村地处珠三角，对货币的依赖程度更高。在崖口，少数家庭会在庭院或沟渠边开荒种菜，但大多数家庭的日常开支则完全需要使用现金。一个普通家庭从参加农业生产获取的收入，刨去日常开支后一般所剩无几。若是遇上孩子上学或家庭成员生病，经济压力便会骤然上升。如阿明一家。她和儿子都在大队开工，媳妇在邻村的工厂做文员，三个人的月工资加起来不到5000元，要承担全家5口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孙女在镇里上学，每月交通加学校午餐要花去几百元，而两岁孙子的奶粉钱差不多要1千。 阿杰在生产队开工好几年了，他说：“我们崖口的地最多，但人最穷”。阿杰认为将稻田出租更划算。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单单把3000亩稻田出租给人种甘蔗、香蕉或其他经济作物，按每年每亩1000元计算，加上国家的粮食补贴150万元，全村人每人每年可分1千多元，即使不劳动他们家也能有4、5千元的收入，这还没算土地分红。而他可以继续做装修，加上老婆、女儿在制衣厂上班赚的钱，全家人的生活肯定好过现在。
不少村民抱怨崖口几十年来没有任何“发展”。在他们看来，工业化才是发展的“硬道理”。他们可能忘记了，崖口并非没有尝试过走工业化的道路。事实上，崖口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有了村办企业。改革开放以后，中山市首批外来加工、三来一补企业落户崖口。然而，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加上竞争激烈，村集体赢利的空间并不大。而工业化引发的环境隐患，最终促使崖口做出“退工还农”的选择。只是，这种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对于那些急于获取现金改善生活品质的村民是无法理解的。
在本地无法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崖口村的村民只好通过外地的“工业化”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大部分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以及城乡人口流动而来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逻辑和观念逐渐取代了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占据了村庄生活的主导权。2008年卖地之后，崖口村每个人分得14.2万元的现金补偿，加上养老保险大约有17万元，一夜之间每个家庭拥有了几十万的财富。暴富给村庄带来了许多变化。卖地当年，村里即出现了建房高潮，据说一年之内就有近200栋新房破土而出，造价在40万-60万元之间。高档酒楼多了，买车的人多了，出境、出省旅游的人也多了。更糟糕的是，村里的麻将馆由原来的十几家增加到了三十多家，不少人整日沉溺在打牌赌博之中，据说有人不到半年，就把一家三口分的钱全部输光了。 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村民盼着征地，相信再次征地他们将获取更多的金钱利益。在2008年征地后村里就有人开始说“第一次卖地脱贫，第二次卖地致富”。年轻一点的村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钱，可又担心土地卖光了，“到时候自己一把年纪，除了种田都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而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两年，除了一些面子工程，比如种树（只是为此也砍掉了一些树），他们在有关村人福利方面几乎无甚大的作为。同时，他们不重视农业生产的态度也渐渐明朗。村民不会轻易对外人谈起他们对如今领导人的看法，不过，他们有的开始怀念满叔，有的开始讨论分田单干好还是集体好。显然，村民对村庄的新领导人没有信心。崖口村人心彷徨。
路在何方？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崖口村独树一帜的集体经济制度就引起学界的关注，村庄多年来为保护弱势群体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赢得了大部分专家、学者的尊敬。他们肯定崖口在规避市场风险、解决剩余劳动力、保存乡土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对崖口的未来走向提出建议，比如发展养殖业、有机农业、低/无污染工业，农超对接，农村生态旅游等，认为崖口村应该利用本土丰富的资源，走深度开发的道路。不过，这些发展模式，老书记满叔并非没有设想过。村庄缺乏能干的管理人才，致使之前所有在工业、商业方面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个别干部还趁机敛财中饱私囊，最终迫使满叔退守围垦，靠土地出租维持崖口的集体经济。如今崖口人再次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是放弃集体经济，任由地产资本肆掠横行，还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整合村庄资源，唤回村庄的凝聚力，如同三十年前那样，再次闯出一条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出路来？ 参考资料1. 曹正汉：《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2. 郭亮：《集体所有制的主体为什么是模糊的？》，《开放时代》，2011年第7期。3. 潘毅：“走向以社会经济为目标的城镇化”。《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3日。4. 崖口村档案室：《崖口村资料汇编》。2007年10月。5.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崖口村档案室：《崖口村资料续编》。2010年4月。6.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崖口村资料三编》。2011年。7. 《2006～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http://doc.mbalib.com/view/eca056a75717ac6e9fe461d495d09dfc.html。